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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前後，這傢醫院一直堅守危台中商標註冊城救治百姓
80年前的12月13日，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制造瞭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慘案，30萬同胞慘遭殺戮。這一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是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是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
南京鼓樓醫院，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城內唯一一傢為平民提供全面醫療救治的醫療機構。鼓樓醫院以外科醫生威爾遜為首的醫務人員克服瞭醫院人手不足、資金設備緊缺、日軍不斷騷擾侵犯等困難，堅守各自崗位，承擔瞭南京城裡的醫療救助、衛生防疫等重任。從這些白衣天使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管窺當時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為瞭緬懷80年前在南京被日軍血腥屠殺的同胞，季我努學社特地將耶魯大學神學院所收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披露並翻譯出來，讓國人認識到日軍的慘無人道。為瞭避免歷史的重演，中國人必須要吸取歷史的教訓，一定要團結，一定要努力。此為耶魯大學神學院所珍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在國內大眾媒體上的首次大規模披露。感謝耶魯大學神學院慷慨提供照片。
危城下的堅守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飛機首次空襲南京。此後，頻繁的空襲給南京城內居民帶來瞭極度恐慌。隨著局勢的惡化，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使館極力敦促滯留南京的僑民疏散，離開這個“每小時都會遭到轟炸”的危險之地。作為美國教會醫院，鼓樓醫院醫務人員部分隨金陵大學內遷，部分中國醫生和護士因擔心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而離開南京，原本打算留在南京的柏睿德因女兒生病也於12月3日被迫離開。
南京淪陷時，原擁有42名護士、50名見習護士、4名美國醫生、19名中國醫生的鼓樓醫院，僅剩2名美籍醫生、1名美國護士、14名中國護士和3名學歷較低的中國醫生維持業務。外科醫生威爾遜、內科醫生特裡默、檢驗室主任鮑恩典、護士海因茨與行政主管麥卡倫等美籍人士是醫院得以開展醫療救治工作的中堅力量。其中，威爾遜最為特殊，雖是美國人，卻生於斯長於斯，在南京度過瞭童年和少年時光，對南京感情非同一般。同時，他還是柏睿德離開後至1938年2月21日獲準重返南京前，將近4個月的時間裡，南京安全區裡唯一的外科醫生，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於挽救被日軍機槍和刺刀傷害的傷員。
南京失守後，不少未能及時撤退的軍醫，如徐先青、祁剛、周紀穆、李甫等，基於安全需要和繼續為受傷同胞服務的考慮，也加入鼓樓醫院的醫療隊伍，充實城裡的救治力量。由於大部分的中國醫生和護士沒有接受過適當的培訓，他們隻能協助熟練的醫生和護士從事工作，而不能獨立組織和開展工作，因此，特裡默和威爾遜等人承擔瞭令人難以置信的繁重醫療救助工作，他們不分日班、夜班，不分內科、外科，幾乎24小時不停地超負荷地工作，從死亡線上救下瞭數以千計的中國百姓。
傷兵救治
1937年10月，因戰事臨近，鼓樓醫院除維持正常醫療業務外，還與國民政府衛生部洽談，準備以專傢輔助的方式，幫忙照顧重癥傷兵，並為部隊醫院提供咨詢服務及經費支持。此後，鼓樓醫院降低普通病患的接診比例，將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療傷兵上，並多次組織醫務人員外出參與傷兵救治。
南京淪陷前，鼓樓醫院接診的傷兵，部分是福斯特、史邁士等參與傷兵救助時用救護車送來的，部分由軍隊衛生隊緊急醫療處理後送到這裡。1937年10月12日，威爾遜處理完大量的傷兵後，仍有50名左右士兵留院繼續治療。12月7日下午，約100名擔架員給鼓樓醫院抬來瞭50名左右的傷員，威爾遜醫生負責“需要特別治療的重癥士兵12人”。（羅伯特?O?威爾遜:《金陵大學醫院的信件》）
南京淪陷後，傷兵如潮水般不斷湧到醫院門口，有些傷兵經特裡默和威爾遜簡單包紮後匆匆離開，有些傷重者直接入院治療。鼓樓醫院幾乎每天都接收傷兵入院：12月14日，一名左臂受到嚴重槍傷的第88師的年輕士兵來到鼓樓醫院請求治療；16日，第88師的中國士兵在同行夥伴放棄武器被殺後裝死逃瞭出來，當日第41師一名士兵到醫院求治肩傷；17日，一名通信兵因淪陷當日左臂中彈受傷求治；18日，南京教導總隊的一名士兵遭日軍機關槍集體屠殺後腿部被澆上一種酸性液體；19日，第87師一名兩處受傷的士兵到此求治；23日，第87師的一名士兵投降後仍遭受槍毆，頭部和肩部受傷後求治於此；24日，廣東軍第160師士兵因頭部和肩部中彈受傷應診……因鼓樓醫院在安全區內，不能公開接受傷兵治療，威爾遜等人毅然擔負起“有關受傷士兵的所有麻煩”，盡最大努力治療他們，並送他們去設施極其簡陋的軍方醫院。
在戰事緊迫、形勢危急的情況下，鼓樓醫院沒有統計救治中國傷兵的數目，然而我們不難從幸存軍人的記憶裡體會醫院冒著巨大風險救治中國傷兵的情形。
1937年12月13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工兵團3營營長孫寶賢指示將被炮彈炸傷的前16連老部下曹振元用獨輪車運到鼓樓醫院治療；他的另一名部下石學海因日本憲兵用刺刀刺其右腹部到鼓樓醫院求治，並住院十餘天。1938年1月31日，軍醫蔣公榖在難民所避難時，不慎跌滑致右腕骨折斷後，到鼓樓醫院用X光透視整復，並用副木綁紮。日後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重要證人出席的軍醫上尉梁庭芳也是威爾遜醫生的一名患者。1937年12月16日，日軍將梁庭芳等5000人押到下關長江邊集體屠殺。他和朋友在日軍屠殺持續4小時後跳入江中，遭日軍機關槍掃射射中肩膀，逃脫後跑到鼓樓醫院求治。馬吉牧師在《南京暴行紀實》中也拍攝到鼓樓醫院救治中國傷兵的鏡頭。
外出救治傷兵被鼓樓醫院視為工作中的一部分。1937年10月4日，威爾遜察看難民收容所後，和一名護士到中央醫院在中山門外孤兒院開設的部隊醫院參與救治。11月23日那天，威爾遜醫生格外忙碌。早上他和一名德國姑娘到城外笆鬥山一傢醫院探望3800名受傷戰士，並在現場做瞭一個截臂手術和一些小手術。晚上，他帶領醫院的全體員工到下關，為火車站裡的1200名傷兵處理傷口，直到用完所有的醫藥用品。12月12日，馬吉巡查從軍政部到外交部的中國戰地醫院時，目睹戰地醫院內一片混亂、醫護人員已逃離的現狀後，立即組織鼓樓醫院的男護士前往救治，並勸告傷兵解除武裝，脫下軍服，懸掛和粘貼國際紅十字會的標志，並將中校以上軍官和可以行動的輕傷者轉移至鼓樓醫院。
平民救治
南京淪陷後，由於日軍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青壯年平民男子進行大規模屠殺，同時還在城內外大肆強奸，受害平民紛紛來到鼓樓醫院治療，醫院裡到處抽油煙機推薦都是燒傷、刺傷、砍傷、槍傷、炸傷造成的骨折、壞疽、感染的外科病人。
1937年12月2日，留院的75名患者中，73人為外科患者。12月14日與15日兩天，醫院收治的150例病人中隻有10例屬於內科和產科病患，其餘都是外科病人。這些病人，有被炸彈炸傷瞭上臂、橈骨粉碎並撕開瞭3/4肌肉的警察；有被大塊彈片穿入頸部，並掙裂瞭一部分下顎的窮苦人；有被軍刀砍在頸後，切斷瞭所有肌肉直至棘間韌帶的理發師；有被軍刀砍掉頸部一邊一半肌肉的先天弱智女孩；有第三塊脛骨和腓骨嚴重穿破骨折的10歲男孩；還有左腹部被射擊，穿過右腹部，腹部有4英寸長小腸掛在傷口外面的中國商人；有被日軍抓到醫療站奸污後、頸部筋肉被砍開的婦女……鼓樓醫院每天都在超負荷運作，不僅醫院床位滿員，還得收治大約100名額外的病人，截肢是每個小時都要進行的日常工作。
為盡可能地挽救生命，醫務人員幾乎所有時間都待在醫院裡，對外傷人員進行全力救護。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沙官朝口述：“回到難民區以後，傷口疼得不得瞭，我妻子看瞭很著急，攙架著我到瞭鼓樓醫院，醫生看後要我住院治療。我住院住瞭11天，記得睡的是267號病床。住在那裡也並不安穩，因日軍要常到醫院檢查。醫生囑咐我，不能說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說是轟炸受的傷。”（《沙官朝口述》）東京審判、南京審判的重要證人伍長德、李秀英等也在鼓樓醫院接受過威爾遜醫生的救治。1937年12月15日，放下武器的警察伍長德，被日軍帶到城外集體屠殺，躲過機槍掃射的他背部被刺刀猛戳一刀，歷經艱險後逃到鼓樓醫院，得到威爾遜醫生的救治並在醫院住瞭50多天。12月19日，懷孕6個半月的李秀英，在竭力抵抗日本兵強奸時，臉、腿、腹部均被刺傷，奄奄一息的她被送到鼓樓醫院救治時，“面部被砍瞭18刀，腿上也有幾處刀傷，腹部有很深的一個刀口”（《威爾遜日記》1937年12月21日），腹中胎兒在入院第三天流產，經鼓樓醫院40多天的治療才漸漸康復。
為防止傳染病的發生與蔓延，鼓樓醫院承擔起南京公共衛生體系瓦解後各類傳染病預防註射的重任。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返回南京後，立即與威爾遜並肩合作，在難民區持續緊張地開展註射防疫工作。
從1938年2月起至1938年4月30日止，難民營裡14300人已接種疫苗；7300人已接種瞭預防傷寒和霍亂的疫苗。1938年春季收容所的防疫運動中，“種痘者共為16265人，註射傷寒霍亂預防針者，共在12000人以上”。（《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書（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由於預防得當，傳染病防治取得重要成效。南京淪陷後，“難民中一般的死亡率雖高（兒童尤甚），然尚無嚴重病癥之流行。腳氣病、痧子、猩紅熱之患者固多，然就當時局面而論，死亡者尚少也”。（《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書（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醫務人員還跨越信仰的約束，對遭遇性暴行的女性施以醫療援助，凸顯瞭鼓樓醫院人道主義的色彩。南京被占領後的一個月中，由於日軍對廣大中國婦女不分年齡、職業、身份，即使是孕婦、病婦，都進行慘無人道的強奸、輪奸等種種性暴行，性病與墮胎成為女性難以啟齒的傷痛，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1938年2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發現，被日本士兵強奸後染上性病婦女的免費治療工作是其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從1938年1月末開始，鼓樓醫院接治瞭大批淋病、梅毒和軟性下疳患者，柏睿德等根據醫院的經歷判斷，“自從日本人進城後，性病的比例從15%上升至80%”。（《史德蔚日記（1938年12月12日）》）馬吉表示，全城像她這樣因被日本兵強奸而染上性病的有幾千名。更令鼓樓醫院醫務人員感到傷腦筋的難題是如何救治被強奸致孕病患。從1938年2月開始，“預料之中的事情發生瞭”，不少母親帶著她們的未婚女兒，請求鼓樓醫院解決因日本兵強奸造成的惡果，為她們施行墮胎手術。起初，醫院遵循基督教教義“摩西十誡”中“不可殺人”的誡命，拒絕為她們做墮胎手術。當他們發現受害傢庭自己采取辦法墮胎，給那些年輕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帶來嚴重危險時，“盡管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確，醫生們持有不同的意見”，他們毅然為她們卸掉那些不受歡迎的包袱，成瞭“南京的第一號消滅日本人的人”。（《史德蔚日記（1938年12月12日）》）這種手術多的時候，婦科做不完，連外科大夫都兼做人工流產手術。
醫者仁心
南京淪陷初期，鼓樓醫院對於前來求治的難民，均實施免費治療政策，即病人不付費，鼓樓醫院按月將免費病人的診療金額遞送紅十字會，由紅十字會對鼓樓醫院進行補貼。1938年上半年，醫院病人自負醫療費的比例由1936年的90%降至10%，其中，1938年5月僅有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類醫療費用，無支付能力必須實施免費治療的病人高達70%。由於醫院失去瞭正常的診治收入，原先存在倉庫的藥品和包紮材料等儲備連一半的虧空都彌補不瞭，從1937年11月底起，鼓樓醫院每月結算要透支5000—6000元。
為免遭日軍侵擾、保證醫院正常運轉，威爾遜等人每天24小時輪流值班，夜以繼日地工作，長久下來精疲力竭，不堪重荷。1937年12月26日，特裡默因勞累過度病倒，高燒至102度（華氏）。威爾遜每日一刻不停地工作，特裡默生病時，他每天除手術外還要照顧175名病人，工作量之大令人難以想象。1938年1月30日，威爾遜因過度疲勞，頸部不能動彈，導致“南京目前就沒有外科醫生瞭”（《拉貝日記》1938年1月30日）。麥卡倫除每隔一天開救護車出去收購白菜、大米和其他食品，還要用救護車送嬰兒、病人回傢，以免病人治好後被餓死或被殺死或重遭傷害，他事必躬親，冒著巨大危險，為鼓樓醫院員工和病人的生活提供保障。
南京淪陷後，威爾遜、特裡默和麥卡倫等美籍醫護人員的財產都有所損失，甚至他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某種程度的侵害。日本士兵常以檢查為由騷擾鼓樓醫院，搶劫醫院的財產。1937年12月14日，30名帶有刺刀的日本兵在對鼓樓醫院進行徹底而非正式的檢查時，就搶走瞭6支自來水筆、180元現鈔、4塊表、2卷醫院的繃帶、2隻手電筒、2雙手套和1件毛線衣。12月18日晚上，3名日本兵從醫院的後門闖入，搶走瞭海因茨小姐的手表，還偷走瞭6塊懷表和3支鋼筆。
威爾遜、特裡默和麥卡倫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死亡威脅，其中威爾遜至少遭遇三次威脅：12月13日，他在進行眼球摘除手術時，炸彈碎片穿破手術室的窗戶落在手術室裡；12月18日，他在趕走企圖強奸護士的日本士兵時，被激怒的日本士兵故意耍弄他那隻令人恐懼的手槍；12月21日中午，他要求日本士兵離開大學醫院的女生宿舍時遭到其手槍的威脅，兩者在大街上相遇時，這名日本士兵將他的步槍子彈上膛。麥卡倫和特裡默的處境也相當危險。12月19日，特裡默和麥卡倫勸阻闖入醫院的日本士兵離開時，遭到開槍射擊，幸好子彈從麥卡倫身邊飛過；1938年1月27日下午，麥卡倫陪同闖入醫院後面寢室的2名日本士兵離開時，一名日本士兵在離醫院100碼的地方猛地用刺刀刺向他的下巴，所幸他將頭向後一仰不致送命，可脖子上還是留下瞭一個傷口（《拉貝日記》1938年1月28日）。對此，威爾遜甚至認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可能全都活過這段日子”。（史邁士：《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為此，他們約定，倘若他們中的人誰最先被殺死，他們就把他的屍體抬到日本使館門口放著。
然而，鼓樓醫院所有的醫務人員——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以勇敢無畏的精神，乃至奉獻生命的意志堅持瞭下來。他們給予那些身受重傷的難民以重生的希望，成瞭危難中南京百姓的守護者、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拉貝盛贊鼓樓醫院為整個安全區的醫療工作作出瞭重大貢獻，威爾遜等人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出色的醫務工作”。（《拉貝在上海的講話》）做福斯特以基督關於被雇者與好牧羊人的故事譬喻，稱賞鼓樓醫院醫務人員臨危不懼、忠於職守的英勇行為讓他更加理解為他人而犧牲自我的含義。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為瞭表彰威爾遜對中國人民的人道主義救助，向他頒發“襟綬景台中抽水肥 星勛章”。在被戰爭撕成碎片的百姓的血淚中，他們毅然決然傳遞出的勇敢和人道主義精神，將永遠地留在中國人乃至人類記憶之中。（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此文摘自《檔案與建議》雜志）
（責編：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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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8月9日，中共中央隨即派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飛赴南京，共商國是。8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又同南京張沖、邵力子、康澤商討中共起草的《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詳公家機關水肥清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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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12月13日，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制造瞭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慘案，30萬同胞慘遭殺戮。這一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是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是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
南京鼓樓醫院，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城內唯一一傢為平民提供全面醫療救治的醫療機構。鼓樓醫院以外科醫生威爾遜為首的醫務人員克服瞭醫院人手不足、資金設備緊缺、日軍不斷騷擾侵犯等困難，堅守各自崗位，承擔瞭南京城裡的醫療救助、衛生防疫等重任。從這些白衣天使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管窺當時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為瞭緬懷80年前在南京被日軍血腥屠殺的同胞，季我努學社特地將耶魯大學神學院所收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披露並翻譯出來，讓國人認識到日軍的慘無人道。為瞭避免歷史的重演，中國人必須要吸取歷史的教訓，一定要團結，一定要努力。此為耶魯大學神學院所珍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在國內大眾媒體上的首次大規模披露。感謝耶魯大學神學院慷慨提供照片。
危城下的堅守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飛機首次空襲南京。此後，頻繁的空襲給南京城內居民帶來瞭極度恐慌。隨著局勢的惡化，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使館極力敦促滯留南京的僑民疏散，離開這個“每小時都會遭到轟炸”的危險之地。作為美國教會醫院，鼓樓醫院醫務人員部分隨金陵大學內遷，部分中國醫生和護士因擔心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而離開南京，原本打算留在南京的柏睿德因女兒生病也於12月3日被迫離開。
南京淪陷時，原擁有42名護士、50名見習護士、4名美國醫生、19名中國醫生的鼓樓醫院，僅剩2名美籍醫生、1名美國護士、14名中國護士和3名學歷較低的中國醫生維持業務。外科醫生威爾遜、內科醫生特裡默、檢驗室主任鮑恩典、護士海因茨與行政主管麥卡倫等美籍人士是醫院得以開展醫療救治工作的中堅力量。其中，威爾遜最為特殊，雖是美國人，卻生於斯長於斯，在南京度過瞭童年和少年時光，對南京感情非同一般。同時，他還是柏睿德離開後至1938年2月21日獲準重返南京前，將近4個月的時間裡，南京安全區裡唯一的外科醫生，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於挽救被日軍機槍和刺刀傷害的傷員。
南京失守後，不少未能及時撤退的軍醫，如徐先青、祁剛、周紀穆、李甫等，基於安全需要和繼續為受傷同胞服務的考慮，也加入鼓樓醫院的醫療隊伍，充實城裡的救治力量。由於大部分的中國醫生和護士沒有接受過適當的培訓，他們隻能協助熟練的醫生和護士從事工作，而不能獨立組織和開展工作，因此，特裡默和威爾遜等人承擔瞭令人難以置信的繁重醫療救助工作，他們不分日班、夜班，不分內科、外科，幾乎24小時不停地超負荷地工作，從死亡線上救下瞭數以千計的中國百姓。
傷兵救治
1937年10月，因戰事臨近，鼓樓醫院除維持正常醫療業務外，還與國民政府衛生部洽談，準備以專傢輔助的方式，幫忙照顧重癥傷兵，並為部隊醫院提供咨詢服務及經費支持。此後，鼓樓醫院降低普通病患的接診比例，將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療傷兵上，並多次組織醫務人員外出參與傷兵救治。
南京淪陷前，鼓樓醫院接診的傷兵，部分是福斯特、史邁士等參與傷兵救助時用救護車送來的，部分由軍隊衛生隊緊急醫療處理後送到這裡。1937年10月12日，威爾遜處理完大量的傷兵後，仍有50名左右士兵留院繼續治療。12月7日下午，約100名擔架員給鼓樓醫院抬來瞭50名左右的傷員，威爾遜醫生負責“需要特別治療的重癥士兵12人”。（羅伯特?O?威爾遜:《金陵大學醫院的信件》）
南京淪陷後，傷兵如潮水般不斷湧到醫院門口，有些傷兵經特裡默和威爾遜簡單包紮後匆匆離開，有些傷重者直接入院治療。鼓樓醫院幾乎每天都接收傷兵入院：12月14日，一名左臂受到嚴重槍傷的第88師的年輕士兵來到鼓樓醫院請求治療；16日，第88師的中國士兵在同行夥伴放棄武器被殺後裝死逃瞭出來，當日第41師一名士兵到醫院求治肩傷；17日，一名通信兵因淪陷當日左臂中彈受傷求治；18日，南京教導總隊的一名士兵遭日軍機關槍集體屠殺後腿部被澆上一種酸性液體；19日，第87師一名兩處受傷的士兵到此求治；23日，第87師的一名士兵投降後仍遭受槍毆，頭部和肩部受傷後求治於此；24日，廣東軍第160師士兵因頭部和肩部中彈受傷應診……因鼓樓醫院在安全區內，不能公開接受傷兵治療，威爾遜等人毅然擔負起“有關受傷士兵的所有麻煩”，盡最大努力治療他們，並送他們去設施極其簡陋的軍方醫院。
在戰事緊迫、形勢危急的情況下，鼓樓醫院沒有統計救治中國傷兵的數目，然而我們不難從幸存軍人的記憶裡體會醫院冒著巨大風險救治中國傷兵的情形。
1937年12月13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工兵團3營營長孫寶賢指示將被炮彈炸傷的前16連老部下曹振元用獨輪車運到鼓樓醫院治療；他的另一名部下石學海因日本憲兵用刺刀刺其右腹部到鼓樓醫院求治，並住院十餘天。1938年1月31日，軍醫蔣公榖在難民所避難時，不慎跌滑致右腕骨折斷後，到鼓樓醫院用X光透視整復，並用副木綁紮。日後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重要證人出席的軍醫上尉梁庭芳也是威爾遜醫生的一名患者。1937年12月16日，日軍將梁庭芳等5000人押到下關長江邊集體屠殺。他和朋友在日軍屠殺持續4小時後跳入江中，遭日軍機關槍掃射射中肩膀，逃脫後跑到鼓樓醫院求治。馬吉牧師在《南京暴行紀實》中也拍攝到鼓樓醫院救治中國傷兵的鏡頭。
外出救治傷兵被鼓樓醫院視為工作中的一部分。1937年10月4日，威爾遜察看難民收容所後，和一名護士到中央醫院在中山門外孤兒院開設的部隊醫院參與救治。11月23日那天，威爾遜醫生格外忙碌。早上他和一名德國姑娘到城外笆鬥山一傢醫院探望3800名受傷戰士，並在現場做瞭一個截臂手術和一些小手術。晚上，他帶領醫院的全體員工到下關，為火車站裡的1200名傷兵處理傷口，直到用完所有的醫藥用品。12月12日，馬吉巡查從軍政部到外交部的中國戰地醫院時，目睹戰地醫院內一片混亂、醫護人員已逃離的現狀後，立即組織鼓樓醫院的男護士前往救治，並勸告傷兵解除武裝，脫下軍服，懸掛和粘貼國際紅十字會的標志，並將中校以上軍官和可以行動的輕傷者轉移至鼓樓醫院。
平民救治
南京淪陷後，由於日軍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青壯年平民男子進行大規模屠殺，同時還在城內外大肆強奸，受害平民紛紛來到鼓樓醫院治療，醫院裡到處抽油煙機推薦都是燒傷、刺傷、砍傷、槍傷、炸傷造成的骨折、壞疽、感染的外科病人。
1937年12月2日，留院的75名患者中，73人為外科患者。12月14日與15日兩天，醫院收治的150例病人中隻有10例屬於內科和產科病患，其餘都是外科病人。這些病人，有被炸彈炸傷瞭上臂、橈骨粉碎並撕開瞭3/4肌肉的警察；有被大塊彈片穿入頸部，並掙裂瞭一部分下顎的窮苦人；有被軍刀砍在頸後，切斷瞭所有肌肉直至棘間韌帶的理發師；有被軍刀砍掉頸部一邊一半肌肉的先天弱智女孩；有第三塊脛骨和腓骨嚴重穿破骨折的10歲男孩；還有左腹部被射擊，穿過右腹部，腹部有4英寸長小腸掛在傷口外面的中國商人；有被日軍抓到醫療站奸污後、頸部筋肉被砍開的婦女……鼓樓醫院每天都在超負荷運作，不僅醫院床位滿員，還得收治大約100名額外的病人，截肢是每個小時都要進行的日常工作。
為盡可能地挽救生命，醫務人員幾乎所有時間都待在醫院裡，對外傷人員進行全力救護。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沙官朝口述：“回到難民區以後，傷口疼得不得瞭，我妻子看瞭很著急，攙架著我到瞭鼓樓醫院，醫生看後要我住院治療。我住院住瞭11天，記得睡的是267號病床。住在那裡也並不安穩，因日軍要常到醫院檢查。醫生囑咐我，不能說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說是轟炸受的傷。”（《沙官朝口述》）東京審判、南京審判的重要證人伍長德、李秀英等也在鼓樓醫院接受過威爾遜醫生的救治。1937年12月15日，放下武器的警察伍長德，被日軍帶到城外集體屠殺，躲過機槍掃射的他背部被刺刀猛戳一刀，歷經艱險後逃到鼓樓醫院，得到威爾遜醫生的救治並在醫院住瞭50多天。12月19日，懷孕6個半月的李秀英，在竭力抵抗日本兵強奸時，臉、腿、腹部均被刺傷，奄奄一息的她被送到鼓樓醫院救治時，“面部被砍瞭18刀，腿上也有幾處刀傷，腹部有很深的一個刀口”（《威爾遜日記》1937年12月21日），腹中胎兒在入院第三天流產，經鼓樓醫院40多天的治療才漸漸康復。
為防止傳染病的發生與蔓延，鼓樓醫院承擔起南京公共衛生體系瓦解後各類傳染病預防註射的重任。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返回南京後，立即與威爾遜並肩合作，在難民區持續緊張地開展註射防疫工作。
從1938年2月起至1938年4月30日止，難民營裡14300人已接種疫苗；7300人已接種瞭預防傷寒和霍亂的疫苗。1938年春季收容所的防疫運動中，“種痘者共為16265人，註射傷寒霍亂預防針者，共在12000人以上”。（《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書（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由於預防得當，傳染病防治取得重要成效。南京淪陷後，“難民中一般的死亡率雖高（兒童尤甚），然尚無嚴重病癥之流行。腳氣病、痧子、猩紅熱之患者固多，然就當時局面而論，死亡者尚少也”。（《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書（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醫務人員還跨越信仰的約束，對遭遇性暴行的女性施以醫療援助，凸顯瞭鼓樓醫院人道主義的色彩。南京被占領後的一個月中，由於日軍對廣大中國婦女不分年齡、職業、身份，即使是孕婦、病婦，都進行慘無人道的強奸、輪奸等種種性暴行，性病與墮胎成為女性難以啟齒的傷痛，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1938年2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發現，被日本士兵強奸後染上性病婦女的免費治療工作是其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從1938年1月末開始，鼓樓醫院接治瞭大批淋病、梅毒和軟性下疳患者，柏睿德等根據醫院的經歷判斷，“自從日本人進城後，性病的比例從15%上升至80%”。（《史德蔚日記（1938年12月12日）》）馬吉表示，全城像她這樣因被日本兵強奸而染上性病的有幾千名。更令鼓樓醫院醫務人員感到傷腦筋的難題是如何救治被強奸致孕病患。從1938年2月開始，“預料之中的事情發生瞭”，不少母親帶著她們的未婚女兒，請求鼓樓醫院解決因日本兵強奸造成的惡果，為她們施行墮胎手術。起初，醫院遵循基督教教義“摩西十誡”中“不可殺人”的誡命，拒絕為她們做墮胎手術。當他們發現受害傢庭自己采取辦法墮胎，給那些年輕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帶來嚴重危險時，“盡管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確，醫生們持有不同的意見”，他們毅然為她們卸掉那些不受歡迎的包袱，成瞭“南京的第一號消滅日本人的人”。（《史德蔚日記（1938年12月12日）》）這種手術多的時候，婦科做不完，連外科大夫都兼做人工流產手術。
醫者仁心
南京淪陷初期，鼓樓醫院對於前來求治的難民，均實施免費治療政策，即病人不付費，鼓樓醫院按月將免費病人的診療金額遞送紅十字會，由紅十字會對鼓樓醫院進行補貼。1938年上半年，醫院病人自負醫療費的比例由1936年的90%降至10%，其中，1938年5月僅有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類醫療費用，無支付能力必須實施免費治療的病人高達70%。由於醫院失去瞭正常的診治收入，原先存在倉庫的藥品和包紮材料等儲備連一半的虧空都彌補不瞭，從1937年11月底起，鼓樓醫院每月結算要透支5000—6000元。
為免遭日軍侵擾、保證醫院正常運轉，威爾遜等人每天24小時輪流值班，夜以繼日地工作，長久下來精疲力竭，不堪重荷。1937年12月26日，特裡默因勞累過度病倒，高燒至102度（華氏）。威爾遜每日一刻不停地工作，特裡默生病時，他每天除手術外還要照顧175名病人，工作量之大令人難以想象。1938年1月30日，威爾遜因過度疲勞，頸部不能動彈，導致“南京目前就沒有外科醫生瞭”（《拉貝日記》1938年1月30日）。麥卡倫除每隔一天開救護車出去收購白菜、大米和其他食品，還要用救護車送嬰兒、病人回傢，以免病人治好後被餓死或被殺死或重遭傷害，他事必躬親，冒著巨大危險，為鼓樓醫院員工和病人的生活提供保障。
南京淪陷後，威爾遜、特裡默和麥卡倫等美籍醫護人員的財產都有所損失，甚至他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某種程度的侵害。日本士兵常以檢查為由騷擾鼓樓醫院，搶劫醫院的財產。1937年12月14日，30名帶有刺刀的日本兵在對鼓樓醫院進行徹底而非正式的檢查時，就搶走瞭6支自來水筆、180元現鈔、4塊表、2卷醫院的繃帶、2隻手電筒、2雙手套和1件毛線衣。12月18日晚上，3名日本兵從醫院的後門闖入，搶走瞭海因茨小姐的手表，還偷走瞭6塊懷表和3支鋼筆。
威爾遜、特裡默和麥卡倫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死亡威脅，其中威爾遜至少遭遇三次威脅：12月13日，他在進行眼球摘除手術時，炸彈碎片穿破手術室的窗戶落在手術室裡；12月18日，他在趕走企圖強奸護士的日本士兵時，被激怒的日本士兵故意耍弄他那隻令人恐懼的手槍；12月21日中午，他要求日本士兵離開大學醫院的女生宿舍時遭到其手槍的威脅，兩者在大街上相遇時，這名日本士兵將他的步槍子彈上膛。麥卡倫和特裡默的處境也相當危險。12月19日，特裡默和麥卡倫勸阻闖入醫院的日本士兵離開時，遭到開槍射擊，幸好子彈從麥卡倫身邊飛過；1938年1月27日下午，麥卡倫陪同闖入醫院後面寢室的2名日本士兵離開時，一名日本士兵在離醫院100碼的地方猛地用刺刀刺向他的下巴，所幸他將頭向後一仰不致送命，可脖子上還是留下瞭一個傷口（《拉貝日記》1938年1月28日）。對此，威爾遜甚至認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可能全都活過這段日子”。（史邁士：《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為此，他們約定，倘若他們中的人誰最先被殺死，他們就把他的屍體抬到日本使館門口放著。
然而，鼓樓醫院所有的醫務人員——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以勇敢無畏的精神，乃至奉獻生命的意志堅持瞭下來。他們給予那些身受重傷的難民以重生的希望，成瞭危難中南京百姓的守護者、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拉貝盛贊鼓樓醫院為整個安全區的醫療工作作出瞭重大貢獻，威爾遜等人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出色的醫務工作”。（《拉貝在上海的講話》）做福斯特以基督關於被雇者與好牧羊人的故事譬喻，稱賞鼓樓醫院醫務人員臨危不懼、忠於職守的英勇行為讓他更加理解為他人而犧牲自我的含義。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為瞭表彰威爾遜對中國人民的人道主義救助，向他頒發“襟綬景台中抽水肥 星勛章”。在被戰爭撕成碎片的百姓的血淚中，他們毅然決然傳遞出的勇敢和人道主義精神，將永遠地留在中國人乃至人類記憶之中。（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此文摘自《檔案與建議》雜志）
（責編：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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